原标题:60岁作家仍有青春气韵,回归古典致敬《水浒传》(引题)
【资料图】
《隐武者》创造全新概念“武小说”(主题)
口述 何大草 采写 张杰
成都作家何大草开创了有别于“武侠小说”的“武小说”,不讲盖世神功,然而却有“武”的内核。他于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隐武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更深入的诠释。读者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中有浓郁的中国古典小说气质,行文质朴,精简克制,错落的短句举重若轻,又不乏情趣、机锋。何大草也表示,虽然他已是60岁的年纪,但内心仍有新鲜的创造力,更想通过“武小说”向《水浒传》致敬。
受《水浒传》影响写“武小说”
认为“武”的最高境界是“文”
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是地道的成都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求学、工作,一直没离开过。小时候我喜欢读历史,家里有一套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有很多细节,像小说一样好读。我母亲单位书架上有一套《史记》,我也借来读,虽然不太懂,但加深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后来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但并不太喜欢当时学到的研究方法,所以毕业后没有从事历史研究,而是去报社当了记者,又做了副刊编辑。
不过,我对历史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那时我负责“话成都”“街名考”两个栏目,我就到处去找老先生们聊天,邀他们写稿。带着笔墨去省医院,请艾芜先生题写“老成都”三个字当刊头。我自己也写,还阅读了很多与老成都相关的历史书籍。这段经历,让我与成都的历史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在我39岁那年,决定要写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因为那些人都活在我的身体中,活了好多年,他们在长大,在说话,在催促我讲故事。我写成了《刀子和刀子》,书出版后,吕乐导演把它改编成电影《十三棵泡桐》,入围第1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我想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如果把它读作成长故事,它就是一部青春的挽歌;如果把它看成丛林法则,它就是关于生存的寓言。
我从小喜欢《水浒传》,看了小说不过瘾又看连环画,痴迷到一个人走路时,脑子里经常想到施耐庵笔下的人,武松、林冲好像进入了现实当中,成为我生活中的伙伴。长大后我多次重读,还是觉得好,认为它与《红楼梦》构成了“一文一武”两座不可缺少的中国古典小说高峰。久而久之,《水浒传》渗透到我的一言一行当中,被身边的朋友发现了,跟我建议:“你可以写写武侠小说。”
2021年,我出版了小说《拳》,里面有“武”的因素,我特意起了一个新称谓──“武小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因为它跟常见的武侠小说不一样。虽然写“武”,但文中基本不出现大侠、武林、江湖这样的字眼,书中角色也不会一飞冲天的盖世神功。然而我觉得,它却有“武”的筋骨和内核。
我理解的“武”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对自我的掌控力。“武”是一种身心关系,到了最高境界其实是哲学,是“文”。比如李小龙的影响很大,不光因为他的武术,更因为他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他的师父叶问也不是一介武夫,而更像是一个书生。
我对武侠小说并没有偏见,也很喜欢看武侠小说,上大学的时候就读金庸,并且认为金庸是永恒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年龄的增长,逐渐意识到,再优秀的武侠小说也有不足之处。最常见的问题是写得太满了,缝隙留得不够,让人回味的东西不够。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很多武侠小说一开始是在有发行量诉求的报纸上连载,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大众读者对故事、节奏有一定的要求。很庆幸自己写“武小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写得非常从容,不着急发表、出版,写好了又改,在这个过程中,又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
希望我的小说生气勃勃
能陪伴读者更长的时间
《隐武者》是我的又一部“武小说”。我用几个月时间写了开头的3万字,主角是暮年的锅盔匠何小一,他遇到一个孩子并带在身边抚养,既教他打锅盔,也教他练武艺。但思来想去之后,我放弃了这3万字,“暮年小一”变为“少年小一”。故事发生在晚清时期,主场景是成都边上的刘安镇。镇上首富刘府的少爷刘元雨,因天生文弱,为练武功遍访高手。刘府仇家张山绑架了刘元雨,刘府重金悬赏,各路高手云集刘安镇,但谁都不是张山的对手。最终何小一为救好友刘元雨奔赴小青山,与张山决战断金亭。
小说中的武者,就是在小镇上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各有各的艰难,但依然展现出人性的诸多可贵之处。他们从事着平凡的职业,过着恬淡、闲适的生活,有高于常人的志趣,而无斤斤计较的现实庸俗。笼罩这部小说的是日常饭菜味、茉莉花茶香,功夫是常人的功夫,只不过被发挥到了极致,跟金庸的武侠世界有很大不同。
《水浒传》和《红楼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可能是我读《红楼梦》时觉得里面那些小姐、丫鬟特别有魅力,在写《隐武者》的时候,就设置了一个大小姐,命运是被动的,但她对自己的人生是可以主动把握的。就像探春认为,如果她是一个男儿,能走出去的话,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也想通过这部“武小说”向《水浒传》致敬,因为我几十年沉浸于对它的阅读中。此外,我也极其欣赏《儒林外史》,从中领会到,白描、克制、有韵味是高级的小说语言。
《隐武者》用了传统小说的写法,对于这一类小说,市场和读者已经有了评判──作为小说,它可能是畅销的;作为影视作品,它可能是商业和艺术的双重成功。我希望我的小说吸引人、好玩、好看,有生气勃勃的人物,同时能够有让人说不尽的地方,最好某个人物会待在读者的脑子里,陪伴他们更长的时间。
包括《隐武者》这个书名,有点儿像一个谜语,希望读者能读出那种不确定、无法挣脱的感受。有些小说答案太清晰,理念太强大,比如侦探小说,作者必须揭示最后的那个答案,人物有最后的定性。这类小说我读起来就觉得很生硬,我觉得更好的小说应该是植物,是水果,是刚从土里拔出来的,带着泥巴、水分的萝卜青菜。其实在《水浒传》里就是没有答案的,我也是这样的态度。
年老后创造力依然会提升
依然可以有青春的面貌
小说深不深刻,我认为在于作家本人深不深刻。如果一个深刻的作家,比如卡夫卡随便写个笑话,那笑话里一定有卡夫卡的基因,有荒诞哲学的成分。一个不深刻的作家,可能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仅仅是好看而已。它可能是一份快餐,读者吃得很快乐,忘得也很快。深刻在于作家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在这个前提下,我并不知道自己的修为到了哪一步,我只是努力把小说写好看。
现在再看那些深刻而又枯燥的艺术电影,我会打瞌睡、睡觉。我越来越喜欢看商业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不可饶恕》,我都特别喜欢。只有对《水浒传》的喜欢始终没变,我会不断去想书里的那些人物,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情?在我心里,这个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有两种人:一个是中国古代小说家,另一个是好莱坞的导演、编剧。
以前我写小说主要是为自己写,为少数人写,可读性没那么高。50岁之后,我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美学养分,更倾向于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技法:语言简洁清晰,写景多用白描,讲故事很精彩。我把这种小说风格的改变称为“衰年变法”,这种转变是从齐白石那里得到的启发。
我很喜欢齐白石的画,也认真读过他的自传。我认为他画得好的,基本都是他70岁之后的作品。他的画风从早年的冷逸转向晚年的温暖、活泼、清新。翻译家傅雷对绘画特别有眼光,他说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作品有一种青春之美。我觉得概括得特别好,有特别迷人的色彩、气韵。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一个创作者,在晚年依然有可能提升创作力,依然可以有青春的面貌。
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年龄迎来了一个生机,一定得抓住它,因为它更丰富、更复杂,那种突然的绽放,就是少年气。看起来衰朽的树木在寒冬绽放,比如腊梅,那就是少年气,又浓又纯又香又迷人,极具生命力。梁启超写《少年中国》,是少年气的中国,他希望通过变法抵挡衰落。而我理解的衰年变化应该是这样:在人生的某一个看似好像衰落的时段、收敛的时段,小说家内心的那种创造力、原创力还能是旺盛的,能够去描述有力量的、新鲜的、有希望的生命。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自己的创造力一直生长,不是指向熟悉的,而是指向陌生的。我是服老的,我今年60岁,不太在乎外貌是否苍老,白发也不染,但,我还是想变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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