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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播报:中国最短暂辉煌的大学——西南联大

来源:哔哩哔哩    时间:2023-05-19 15:05:17

“不是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而是整个国家都危亡了,我们要去当兵。“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西南联大是我此趟行程的一段特殊的记忆,也是我心心念念的朝圣之地,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张迷,所以那种好奇的强烈的民国情结总是推动着我去寻找那些前世今生的记忆,上海如此,西南联大亦是如此。‍‍‍‍‍‍‍‍‍‍‍‍‍‍

“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亦文亦武的辛弃疾的苦恼,在南渡——北归——离别的大师们心中多多少少会有;觅渡觅渡,渡在何处?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所多NB的大学呢?

自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西南联大仅存在9年,但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绩非常突出,国外有的学者赞扬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注:转引自朱光亚“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4月27日),载《清华校友通讯》,复36期(1997年11月),第129页。】)

诺贝奖两位获得者,都出自联大。师资力量也是顶级中的顶级:沈从文、陈寅恪、赵元任、钱穆、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朱光潜、费孝通。“大学之大,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我常常幻想如果我能有幸在那里读书,估计是每天嚷嚷着要签名的那类学生,每天怀揣着追星的热情好好读书和上课,爱豆讲的每一句话都好好的记录下来。

准确地说西南联大是一所临时性的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为主体合并组建而成。清华、北大、南开本身就具有很深厚的历史积淀。若非历史原因,根本不会合并。三所加起来可不是中国最厉害的大学吗?

每当翻开《南渡北归》,心潮便久久不能平静。在动乱的年代,有人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人说“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有人说“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啊书生,天下之大,想有个安放书桌的地方不易,于是有了“弃笔从戎”,于是有了“中流击辑”。可能有些人还是不知道西南联大,或者只是从《无问西东》稍微了解过一点,那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近这座中国最短暂也最辉煌的名校——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坐落在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交通还算便利,靠近滇缅铁路的遗址处,春天的云南随处可见蓝花楹,还有就是玫红色的紫三角梅,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富有生机。

花瓣落在石子路上,旁边有轨道,想到了琼瑶的“今夜落花成冢 春来春去又何从 共此一帘幽梦”

西南联大遗址博物馆一进去就会看到四个大字:“刚毅坚卓”。这短短的四个字其实大有来头,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8月,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由三校原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岑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该年底,南京沦陷,武汉震动。1938年2月,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该年底才开始上课。

三所大学本来各自有校训:

北大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清华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南开是:允公允能

西南联大成立后,面向全体师生征集校训,最后选了四个字:“刚毅坚卓”。“刚毅坚卓”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连。

整个博物馆有三层,一层,二层和负一层。

第一部分:抗战烽火 教育长征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西南联大由原清华大学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校务,清华的教育理念也得以传承。令人意外的时,当时他们国文,英文并重,一点没有守旧气息。给了教授最大程度的自由。

南开大学

不久之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尤其是南开大学损失非常惨重,张伯苓公开谈话。鼓励南开学子,要愈挫愈勇。1937年9月,要组成联合大学的消息,在全国高校之间流传,一些教授也动身前往长沙。当年的十一月一正式开学,数据统计有学生1452名。37年年底的,日军攻陷了南京,担心长沙会受到波及,临时长沙大学又西迁至云南昆明。为什么迁到昆明呢?因为云南它处于西南边陲。同时又有铁路两条铁路可以通到缅甸和越南,一些设备也可以从外部运进来。当时西迁学生,基本上分成海陆两条线,走着过去或乘船过去。其中徒步要走近70天,路程超越三千里。这段历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于当年的5月4号开始上课。

西南联大的校歌:《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转自丁则民)西南联大校舍非常简陋,除了修建一些简易的平房作为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外,主要都是借用当地中学的空闲校舍(因日本侵略者飞机空袭频繁,当地中学都已迁往外县或郊区)以及会馆、庙宇的房舍。 

那时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艰苦,住的宿舍是简陋而又拥挤的茅草房。在一间长方形的茅草房里,摆列两趟共30张双层木床,一般要住上30多名同学。实际上,那只是个睡觉的地方,因为宿舍内没有桌椅,根本没法看书写字。全校一千多学生,只有一座大阅览室,最多容纳200多人,所以课后同学去阅览室占位子、抢椅子的现象比现在一些大学严重多了。课后没地方学习,只得结伙去学校附近的茶馆,花上一两毛钱泡碗茶,便在那里坐一段时间,夜晚只能靠茶馆里一盏暗淡的油捻灯念点书。1939年至1940年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成群来轰炸昆明,造成巨大的破坏,不仅许多建筑、工厂和学校被炸毁,还造成断水断电,简直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有一次,我住的新校舍区学生宿舍被日机投弹炸中,整个宿舍被炸成一个大坑,木床和学生仅有的衣物都被埋到坑里,同舍同学由于夜间没有住处,只得结伙点蜡烛去刨弹坑,直到午夜才刨出一些已被炸烂的被褥,经过缝缝连连,它们还可勉强供夜间睡眠御寒之用。 

(转自丁则民)联大教授和老师的生活也很清苦,特别是家中未成年子女多的教授生活更是艰辛了。单凭工薪连个人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养活家小了,所以不得不去兼差,甚至要兼好几个差,在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也难以维持。那时昆明社会有一套嗑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情况确实如此。 

闻一多教授的子女较多,养家负担很重。当时闻教授除在昆华中学兼教语文课外,还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治印,因为他擅长刻番章,隶书、篆书都能刻,慕名而来求治印者很多,闻教授后来就靠这个专长来维持家庭生活。这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但也很费工夫。为了按期交付印章,有时闻教授得夜间加工。那时,我也在昆华中学教书,与闻教授都住在该校职工宿舍,正好是楼上楼下,有时半夜醒来,常听见闻教授在楼上刻印章发出的声音。 

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但联大始终弦歌不辍,许多师生都是抱着爱国和救国的志向来教书和学习的,因此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和求知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怀念的。

(引自丁则民)联大专业思想教育的方式是新颖的,而且效果良好。各系对入学新生似乎都没有进行过巩固专业思想教育,而是鼓励新生(当然也包括老生)去参加专业报告会或辩论会,启发他们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和爱好。校园内经常贴出各种报告会的海报,欢迎师生自由参加。专题报告讲完后,常安排短时间的自由讨论,在讨论时,学生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有时教授之间也展开辩论。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历史系举行“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比较”的学术讨论会,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和雷海宗两位教授主辩。双方都认为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分别是东西方灿烂文化发展的高峰,但经过蛮族入侵(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中国则经历五胡乱华)后,两个帝国的境况却迥然不同:罗马帝国灭亡了,整个欧洲进入黑暗时代;秦汉帝国虽然消逝了,但中华文化却没有中断,仍在持续发展,到唐朝又出现太平盛世。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钱穆教授把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不同结局,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之比较,令人终生难忘。他比喻说,这两个帝国就像两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厅内都装饰得富丽堂皇,非常耀眼;两个大厅中央各悬挂一只光芒四射的巨大吊灯,不同的是前者四周墙壁上都装有许多盏暗藏的壁灯,而后者却没有这种装置。因此,两个大厅的大吊灯被打碎后,后者就一片漆黑了,而前者虽没有先前那么亮堂,但仍有亮光,始终没有熄灭。这便是两者不同。这次辩论会使我们新生受到了启迪,对历史学更有兴趣了。 

(引自丁则民)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选课自由度较大,每个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即可毕业。历史系必修课共有90多个学分,剩下30多个学分就可任选其他系的课程。当时,我主要选修两类课程。一类是外语课,除选了钱钟书教授开的大二英文外,还选修德语和法语,因为我想侧重攻读西洋史,而阅读西洋史原著就必须提高外语水平。学习两年德语后,也能借助字典,勉强读点有关专业书籍。另一类是选修其他系名教授的课程,如贺麟教授的哲学概论、潘光旦教授的优生学和陈岱孙教授的经济学概论等。再有时间,也偶尔去旁听其他名教授的课程:如陈寅恪教授的隋唐史,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刘文典教授的庄子等课程。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旁听陈寅恪教授课程的感受。陈教授身体虚弱、怕风,课前学生要把门窗都关好,他坐着讲课,声音很小,有时也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前两排听课的大半是研究生和他的得意弟子,旁听生都坐在最后一排。陈教授讲到重要或精彩之处,前两排学生中有的就像听京戏似的,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但是我们后排的旁听生却听不见,也听不大懂。陈教授家学渊博,学贯中西。听说他早年留学许多国家,掌握英、法、德、意、日等国语言,甚至还懂得一些已不通用的死文字。据称,有一位考古学家在中亚地下发掘出一块古碑,看不懂上面刻写的碑文,请教许多专家都不认得。后来一位日本学者建议他到中国找陈寅恪教授,果然陈教授给他翻译出来了。 

联大许多教授,特别一些名教授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那时,由于日本飞机空袭频繁,不少名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潘光旦和罗常培等都移居郊区,远离学校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但是他们为了同学学习效果好,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讲授的方式,而是按每次一学时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他们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在郊区与学校之间奔波,并且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段时期,日机常来昆明进行疲劳轰炸,白天根本无法正常上课。为了少耽误课程和保证学习进度,有的教授(如社会系陈达教授)就事先与同学商量好,约定空袭时间在郊区某个山沟里或山坡上树林里讲课,而且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些教授不仅在专业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学术思想也很活跃,常结合教学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启发了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在这方面,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听雷海宗教授的课程。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时,从不带片纸只字,但却能出口成章,讲得娓娓动听而且记忆力——特别是记忆历史年代的能力——非常强。他在讲授历史事件时,不仅能随口说出它发生的时间——即中国各朝帝王年号和年代,而且还附加上以公元为主的西历年代。每堂课,他都要说出许多有关历史事件的年代,有时达十几个之多。有的同学对他顺口说出的这些中、西年代是否都准确,多少有些疑问,在课后将笔记记下的年代逐个与中、西历史年表之类的工具书对照,结果表明他所说出的中西历史年代完全准确无误,令人叫绝。 

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各课学习成绩不及格者没有补考制度,如果一门课期末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下,那么这门课的学分就算丢了,若是必修课,就得来年重修。有些系还规定,一年级学生所修各课虽然及格,但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70分或65分不等)就不能读该系二年级。这时,系主任会劝你转系,如本人一定不愿意转,那只有来年重读,成绩达到标准时再来该系读二年级。在联大,各科考试比较频繁,要求也较严格。每次期末考试后,总有一部分学生的成绩不及格,听说理科各系课程考试的要求更为严格,往往一门主课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结果学生不是重修,就是转系,再不然就是休学不念了。 

联大不仅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而且政治上也是民主自由的。学校里,左、中、右三派学生都有,校方不加限制。校园内张贴各种各样的壁报,有学术性的、文艺性的,也有政治性的,由不同的学生团体主办。政治性壁报主要有三种:一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壁报”,一是左派学生团体主办的“群声壁报”,再一是倡导中间路线学生团体主办的“自由论坛”。前者使用的纸张质量好,版面和装潢也较讲究,但很少人看,因为它的论述与官方报纸一个调子,没什么看头。后两者的纸张和装潢虽然都不及前者,但内容充实,论点新颖,与官方报纸的调子迥然不同,所以看的人较多,有时读者还在壁报前进行议论。每逢国内外发生大事,这三种壁报的报道和论述各不相同,孰是孰非,由读者自行判断。

第三部分:文化抗战 学人报国         

抗战的烽火,让读书人自觉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远去的大师中,他们就是中国学术、艺术、文化的脊梁:他们有拍案而起的闻一多,有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的梁思成,有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的蔡元培,有硬骨铮铮的陈寅恪……每一个名字都是国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以下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名录

西南联大的很多趣事都被汪曾祺写进散文小说,淡化了很多忧伤,更多体现出苦中作乐的浪漫乐观之精神。      八年间,有832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联大学生的名字。还有没有登记在册的师生,在纪念碑上,冯友兰写到:“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谁说文人无用,他们恰恰是中国的脊梁。

在南渡西迁的路上,尽管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大师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革命信仰。“有一种成功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在抗战烽火艰难跋涉的历程中,大师们的生活、艺术、精神与情操,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检验中,熠熠生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南渡这条艰辛而痛苦的路上,那些诚笃于崇高美学理想与人生追求的艺术家们,在痛苦的砥砺中赢得生命和艺术的辉煌,为国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引用: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f9ba484ea6b29af19f8afd2e

在起伏的人生道路上,不能拓展生命的长度,就努力拓展生命的宽度。在他们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时,及他们再回归中原,不同的理想、学术追求造就了多样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抗战,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团体或党派的事,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

大师们面对这个社会悲剧,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他们,他们在精神上无比优越于那些渤海乃至毁灭人类文明的恶势力,因此,大师们可以含笑受难,也可以慷慨赴死。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朝圣之行 让迷茫的我 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哪怕世俗这样强大 强大到生不出改变他们的念头来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虽然西南联大学生和教授们求学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日常还要遭受空袭的滋扰 但他们从内心溢出的激昂,好像他们每个人都坚信着,未来有一个大时代在等着他们 需要他们今天认真学习、探究、讨论、实验 在将来,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让这片土地、让这个国家焕个新颜。

“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

以下引自电影《无问西东》

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引自《南渡北归·北归》所载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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